大学排行榜：理性地看，引导着排

漫画：禹天建

大学排行榜并不始于中国，它与SCI、ESI等指标一样都是舶来品。我国自1982年出现第一个大学排行榜至今，现在每年公布的与大学有关的种种排行榜超过400个，仅世界大学排行榜就有50多种，其中一些排行榜已经成为社会衡量大学的重要参考和指标。

大学排行榜数量激增的背后是其关注度的水涨船高，它的火爆程度从每次US News、QS、THE、ARWU等大学排行榜发榜之日各方铺天盖地的宣传可见一斑，有的高校甚至以某排行榜的位次进步作为阶段目标。

但在火爆的同时，大学排行榜也一直争议不断，乱象频生。这不由得让我们深思，在＂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双一流”建设大背景下，行走于巨大需求和诸多责难之间的大学排行榜,到底应该怎么办？

大学排行榜“问题”不少

近年来，US News、QS、THE、ARWU等在全球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越来越受到国内的重视，这些形形色色的排行榜基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指标，设置不同权重，对大学进行或综合或单项的各类排名，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曾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重视过度尤其是与经费等资源配置挂钩后，其“指挥棒”光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虽然排行榜数量很多，但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一些排行导向单一扭曲大学功能。我国新时期的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功能，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人才培养。但在很多大学排行榜中，人才培养所占的权重少则5%，多则20%，这就意味着至少80%以上的权重跟人才培养没有关系。反而以论文为基础的科研指标占了大头，这等于用相对单一的评价科研机构的方式来评价功能多元化的大学，而一旦被当成评价指标，必然会背离大学的“初心”，扭曲大学的功能。

第二，不同类型大学无法一概而论。我国的高校发展层次和类型各有不同，承担的任务和职责各不相同，高校的基础条件和科研水平也各不相同，具有差异化的历史文化资源、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区位发展和学科与师资条件。所以用同一指标对不同性质的大学进行评判，必然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第三，不同排行榜标准各异。种类繁多的排行榜都有自己的一套指标系统，以QS世界大学排名和US News排名为例，除了以论文为主要代表的科研水平和同行评议占了指标“大头”外，在另外几个指标上，QS强调了师生比、外国留学生和教师的数量、雇主印象等，US News 则强调了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由于评估的指向不同，其指标和结论差异就可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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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主观性指标影响排名。QS等排名就曾因过多主观指标和商业化指标而受到批评。有些国际排名机构为了配合中国市场，在极短的时间内推出了很多细分的排名，其质量可想而知。

另外，我国目前对排名机构的资质没有过多要求,由于缺少规范,有的排名机构在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 看到了其中蕴涵的商机，商业利益成为推出大学排行榜的唯一驱动力。这类排名往往除了客观数据，还加入了社会声望以及毕业生就业质量等非客观指标，其真实性和科学性可能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此类排名过多涉及商业操作，不可避免带来客观公正问题的非议，有些国内的大学排行榜还曾经爆出收“咨询费”等人为操纵排名的事件，这对于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大学排行榜的声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然，即便排除了人为因素，客观上说，没有哪个排名是绝对科学、完美和无争议的。对一所大学的评价，就如对一个人的评价一样，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完全量化的指标去衡量。

大学排行榜的“异化”作用

“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争做一流自然是高校的目标，因此每当看到排行榜上的名次起伏,每所高校都不免焦虑。名次不仅事关大学的脸面，更涉及到政绩、招生、经费和各种资源甚至未来在“双一流”建设中可能出现的位置，而这种焦虑又被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反馈无限放大了。

应该说，大学排行榜作为社会和大学一个参考角度，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其成为政府进行资源调配和经费倾斜的重要参考并将大学、学者一同裹挟进来的时候，它的破坏性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急功近利。许多大学为了增加科研指标权重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短期措施，它们为了提升在大学排行榜中的排名，给各个部门下达SCI、ESI数量的硬指标，有的学校甚至把行政人员、医护人员都纳入考核范围，完成论文任务的高额奖励，完不成的末位淘汰。这种简单粗放的管理方式严重违背科研规律，给大学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第二，规模迷信。为了迎合大学排行榜的各项指标，国内相关部门以及不少高校迷信“人多力量大”，以规模论英雄，用规模指标体现质量和水平，想尽办法提高学校规模和招生规模。一些大学盲目扩张规模，以文科见长的学校也开始设立理工科目，开办容易发表论文的学科，甚至不惜走以简单地合校并校扩张规模以达成强校的路径。

第三，生态恶化。由于各项大学排名都以科研和同行评议为主要指标，而其中主要以自然科学为主，这就使得很多人文学科的强校在各项排名中迅速跌落。由于学校的资源总量是一定的，为了快速提升排名，很多高校的人文等学科都陷入了不被重视、资源逐步缩减的尴尬境地当中。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文学科的衰落，对学科整体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

第四，千校一面。由于排名只能靠数据，各所大学通过对数据体系“庖丁解牛”之后，自然而然出现类似于应试教育“刷数据”和迎合指标的应激反应，长期浸淫于这种所谓的趋利避害模式，中国的大学就会变得毫无个性，日渐趋同，这对于强调特色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大学排行榜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既然大学排行榜问题多多，为何它能够长久不衰并热度越来越高？这源于我们过度重视排名的文化诉求。

政府相关部门无疑是需要大学排行榜等第三方排名的。由于中国以公立大学为主，政府指导大学的发展，了解和展示国家高等教育的提升水平，分析对不同高校的投入产出效益需要不同维度的参考。

高校本身当然也需要。任何大学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需要在竞争中确立地位，体现成就，不同类型的学校需要不同的指标来评价，同类大学的管理者知晓自己的优势、劣势及所处位置，进而制定学校自身的发展战略。

考生以及家长的刚需更强烈一些，特别是高考改革和以学科为基础的“双一流”建设进一步加大了报考的信息鸿沟之后，考生以及家长更需要通过排行榜等指标来选择学校、专业。他们不是专业人士，不具备从繁杂的各项数据中抽丝剥茧梳理优劣的能力，大学排行榜无疑提供了直观易懂的“坐标系”。

说到底，大学排行榜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各方心目中简单、直观、明确的标准，它问题不少，却一目了然。如何针对有利于高校发展和学科建设来设计大学评估指标，如何引导大学排行的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如何引导大学排行榜为我所用

大学排行榜在中国的诡异遭遇在于，一方面很多人在批判，另一方面却获得了很大的追捧，这说明我们在高校评价层面缺乏有效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启动的“双一流”建设要求“以绩效为杠杆”“动态管理，优胜劣汰”的情况下，绩效本身就意味着数据或者客观指标的考核，而优胜劣汰也必然意味着要在一定时效下分出快慢、高下。

事实上，即便没有“双一流”建设，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价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混沌状态，即便“消灭”了大学排行榜，也一定有类似的排名来替代。因此，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是政府如何更好地引导包括大学排行榜在内的第三方评价体系，使其更好地为我所用，并成为中国特色高校评价体系的一部分。

第一，大学排行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是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客观需要。坚持立德树人和科技创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

“双一流”建设我们一直坚持“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目标，明确了“双一流”必须按国际通用的评价准则达到一流，又能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双一流”建设既是目标，又是过程，这种定义是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概念。因而，大学排行也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性，也应依据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制定相应评价指标，引导大学主动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发展战略。

第二，大学排行应区分不同类型。

不同类型的高校，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和职责，评价的尺子就应该不同。

大学排行要有利于学科特色发展。 “双一流”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其抓手和基础是学科建设，这与以往的“985工程”“211工程”建设的思路截然不同，是通过分层和分类的建设思路，鼓励高校的“差别化发展”。各个大学应按照不同的主体功能定位，实施“差异化”的评价排名，打破主要用科研贡献，实际上是用论文相关数量“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单一评价排名，使大学排行逐步趋于科学性、合理性和公正性，实事求是地排出不同类型大学的社会功能和贡献。

第三、大学排行应增加人才培养的权重。

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大学的任何改革都不能忽略教师和学生，这些源源不断的优秀学生，在学习知识、提升能力的同时，也成为大学创新的生命源泉。

分析目前民间机构发布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在评价指标设计中，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权重都不够。受排行榜影响，校长们在学校管理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时，很难不做一些有利于提高名次，有利于争取更多资源，但却可能偏离大学本位，违背大学精神，无助于真正提高教育质量的决策。大学排名应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指标体系的首位，把“培养过程质量”“在校生质量”“毕业生质量”等全面纳入评估计入权重。

同时，“双一流”建设要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教师是关键，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效果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价、检测并引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相关指标都应该列入评价体系。

第四，大学排行要与时俱进。

教育形式和形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是教育活动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客观需要，在“硬件”和“软件”上同时不断变革、创新和完善的过程，是教育形态的不断变迁相伴随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过程，因而，现代化大学的功能和概念，评价标准也在不断改变。尤其是，当前我们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201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中国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情况下，大学排名也要适应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需求。

评价大学应该是动态的、发展的，特别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带来大学形态的变革。对大学的评价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公开数据。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大学的评价，其评价体系设计更能趋于公平客观，也容易实行分类评价，评价内容对不同类型大学可以有明显的区分度，评价取向要靠数量促进质量，评价标准要更多地关注学生成才。评价要围绕大学的主要功能全面设计，而不是只关注少数几个学科的学术影响。

编者：我们希望这里是真正的圆桌会议，尽量接近理性，尽量远离口水，尽量富于建设性，谈论那些从胎教开始就争论不休的教育问题。为此， 我们拉出一张“教育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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